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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税收负担66来自增值税、营业税和消费税

2017-11-06 09:34:35   来源:上海自贸区注册   

中国人的税收负担有66%来自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,这些税都加在商品价格里,个人往往感觉不到。我们不能光看个人所得税,中国人的税收负担有66%来自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,这些税都加在价格里,个人感觉不到,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商品都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的原因。所以不应过多地把精力都放在个人所得税上,因为这个税种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,2010年仅占6.6%,占GDP的比重则更小,仅1.3%多;占大头的是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等税种,即所谓的间接税。当前中国的增值税税收收入,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40%以上,所以增值税减税才是比较大的动作。

  财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1年1-11月,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,比2010年同期增加20568.49亿元,增长26.8%,全年财政收入再破10万亿已无悬念。而在经济增长放缓、通胀高企的背景下,企业和居民的税负益发沉重,减税的呼声更为强烈。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近日在出席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中提出,今年的财政政策要着眼于营造更好的财税环境,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,减轻税收负担,激发和保护企业发展活力,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。结构性减税应从哪些方面着手?如何保障效率和公平?在减税的同时,今年的公共支出将继续加大,财政政策如何进行平衡?为回答上述问题,本期本报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。

  中国人的税收负担有66%来自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,这些税都加在商品价格里,个人往往感觉不到。

  《21世纪》: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完善“结构性减税”政策。哪些因素造成了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?如何理解“结构性减税”的政策目标和侧重对象?

  杨志勇:近年来,财政收入增速远快于GDP增速,主要有三方面原因:一是税收征管的加强,近年来税收征管力度不断加强,但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没有继续加大的空间了,所以这方面因素对税收增速的影响有限。二是物价因素的影响,导致财政收入名义增速较快。三是税制结构的因素,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,税率水平较高,使得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速。

  结构性减税意味着“有增有减”,但主要目标是减税。我更偏向于直接提“减税”政策。去年以来,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,包括增值税、营业税的起征点提高,以及个税起征点提高、对小微企业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等等。税收体系的综合改革将是一个长期工程,但是减税可以先从难度不大的方面着手,改善税收体系。其他可以减税的方面还有很多,比如购车时缴纳的车辆购置税、车船税、城建税等等。减税的目标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,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。

  《21世纪》:据估算,去年的个税减负已经给居民增加收入600多亿元。今年减轻居民税负方面,还应推行哪些举措?个人所得税的完善应从哪些方面突破?

  林双林:中国一般人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其实不算太重,特别是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之后。美国的个税起征点也是很低的,只要有工作的人就要交税,当然收入特别低的人可以获得退税。

  在中国,我们不能光看个人所得税,中国人的税收负担有66%来自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,这些税都加在价格里,个人感觉不到,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商品都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的原因。

  所以不应过多地把精力都放在个人所得税上,因为这个税种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,2010年仅占6.6%,占GDP的比重则更小,仅1.3%多;占大头的是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等税种,即所谓的间接税。真正要把税负降下来,就需要减间接税,这些税要是降了,物价就会下降。

  杨志勇:当前中国的增值税税收收入,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40%以上,所以增值税减税才是比较大的动作。我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%,虽然没有欧洲那么高,但是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(地区)相比还是比较高的,其他大多数国家不超过10%.现在上海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,新设两档税率,11%和6%,未来应下调17%的和13%两档税率,以减少增值税税率档次。

  在消费税方面,很多以前定义的“奢侈品”已经成为居民普遍消费的产品,因此不应过分强调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消费方面的作用。由于消费税的税制不合理,和种种避税行为的存在,实际上很多税收流失了。所以应该调低消费税税率,减少课税商品。

 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税率应该下调,现在最高税率45%对应的是月收入(扣除免征额和三险一金后)8万元以上的人群,但现实中很多高收入的人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、移民海外或海外经营来进行避税,实际许多本来应该在中国大陆地区征收的税流失了。同时,劳务报酬适用税率(加征之后,税率实际上有20%、30%和40%三档)和工资收入的税率应相匹配,现在前者的税率相对较高。

  企业的减负与增收

  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背景下,很多企业经营困难,自然更加迫切地希望减税。

  《21世纪》:企业目前的税收负担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?怎样的减税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就业?

  杨志勇:企业的负担不能简单靠数字来横向比较。这样比较的话,烟酒企业交的税是最多的,但是他们的利润率也较高。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背景下,很多企业经营困难,自然更加迫切地希望减税。税率的调整需要考虑对经济的影响。减增值税,就会是普惠的结果。而对于烟酒企业,税率提高后,价格往往会随之上涨,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。

  尽管从狭义的宏观税负来看,中国现在处于世界中等水平,但在实际中,企业还要承担很多收费,并且收费项目的出台只需要省级政府的批准,其中存在着很多的不合理现象,甚至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。要切实的给企业减负,需要把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取消,继续推进税费改革。

  《21世纪》:今年将扩大服务业企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,并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。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、改善产业结构,还应采取哪些税收调节手段?

  杨志勇:服务业企业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,对服务业的发展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,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。营业税改增值税,可以减少重复征税,使服务业受益,相关的企业和行业也跟着受益,因为原先不能抵扣的服务业税收现在作为进项税额可以抵扣。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

  中,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应该协调发展,服务业的发展也应该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。

  目前上海试行的差额征税的试点,对于降低物流企业的税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。但在试行过程中,也暴露出一些问题。要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才能差额征税,试点和非试点的地区企业的税负就不一样,非试点地区的同类企业就会丧失竞争力。现在可以估计到的是,将来会有很多地方的物流企业会到上海注册。为解决这些问题,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做法只能加快在全国推广,这也将是普遍的减税。

  “增”与“减”的平衡

  虽然财政收入很多,但还是要谨慎地用,尽量不要有太多的赤字和债务。

  《21世纪》:在结构性减税的同时,今年将继续资源税改革,并扩大房产税试点。在“增”和“减”之间,如何进行协调,以保证效率和公平?

  杨志勇:迄今为止的资源税改革,并不能够促进资源综合利用,因为关键的是资源的价格机制没有变化。而且资源税的上调空间是有限的,我们不可能调到进口的资源比国内的还要便宜,所以不能高估资源税的调节作用。同时,中国是资源分布极不均匀的国家,要考虑资源税对不同区域的影响。

  房产税的主要问题在于公平性。目前我国的住房属性很多,除了商品房,还有政策性住房,以及特殊单位的住房。开征房产税要具备条件,首先要取消之前的相关收费,已经交了费用的,再收就是重复征税,要把那些费用退回去,或者给一个过渡期,或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免收房产税。

  市场经济一定要保证效率和公平。市场经济的效率即是要鼓励创造财富。人们创造财富之后,买了商品房,还要交房产税,用交的税来建保障房;不仅给自己买房子,还要负责给中低收入的人买房子,这公平吗?公平应该是有效率的公平,因此,在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,房产税的开征要慎行。如要对个人自用住房征收房产税,建议可对小产权房先行先试。

  林双林:从效率上讲,中国的税制可能是最有效率的,这是从增加生产的角度来说的。20世纪80年代初,西方经济学家就认识到西方储蓄不足、消费过度的问题,不仅国家财政赤字,个人也借债消费,这也是导致今天欧美等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。当时经济学家就建议从改革税制上解决问题:

  结构性减税与税改之道

  首先,降低资本税,资本是由储蓄形成的,资本不征税,人们就有了储蓄的积极性。

  其次,由消费税替代所得税。所得即收入,包括消费和储蓄两部分,向收入征税,实际是向消费和储蓄都征了税;倘若用消费税替代所得税,老百姓消费的意愿就会下降,储蓄就会上升。

  最后,降低个人所得税累进程度。一般认为,富人储蓄倾向高。给富人100块钱,他可能储蓄了;但若给了穷人,他就消费了,所以给富人减税的结果是增加了储蓄。里根总统上台后,税改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降低累进程度,在他任期内,最高税率从76%降到28%.

  中国的税制改革是从1994年开始的,在当时的大环境下,国家很穷,发展才是硬道理,大家都强调效率。刺激储蓄,增加投资,生产就会提高、经济也会增长。所以,1994年的税改是利于增长的,也是完全顺应当时形势的。

  中国的税制正好是西方经济学家这些年来想要实现的税制。税制改革后十几年过去了,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台阶上,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问题,对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。目前的税制是注重效率的,我们要在讲求效率的同时,使得税制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。

  《21世纪》:今年的财政政策定调为“积极财政”,在低收入补助、医疗、保障房等方面都将加大支出规模。一边是“结构性减税”,一边是加大支出,如何防范债务风险?

  杨志勇:在财政收入方面人们总是希望政府减税,而在支出方面则希望政府多花钱,演变下去就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,即欧洲目前面临的情况,这样的财政是难以持续的。

  但这种情况还不会在中国发生,决策者还是相对理性的。比如货币政策的调整,原本去年以来货币政策一直在紧缩,但在2011年10月领导人考察之后开始进行微调。所以,政策要密切关注经济的走向,并且具备前瞻性,在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,进行预调。当然,今年宏观经济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,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化解。

  从财政体制的角度,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,财政体制始终面临地方财权和事权的矛盾,地方债务问题即是该矛盾的集中反映。地方债的总量不是问题,主要是期限结构很不合理,今年有大量债务集中到期,到时应适当采取展期,避免大规模违约的发生。今后应扩大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的自主权,同时完善监管,引导地方财政的持续健康发展。

  林双林:在中国当前情况下,积极财政的重点应当是增加公共品的提供。减税容易,再增税就难了;而公共服务方面中国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,如义务教育已经呼吁很多年了,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,提高人口质量需要靠教育。其次是医疗,中国政府医疗支出只占GDP的1.4%左右,远低于6.1%的国际平均水平。再次是社会保障支出,要把养老金账户做实。政府增加民生支出,这个方向是对的,但前提是要鉴别什么是公共品,私人能提供的东西就让私人去提供,政府应该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多做一些。

  就我国债务问题而言,一些人赞成增加财政赤字、扩大政府债务。他们引用欧盟的财政政策指标加以佐证。其中一部分人认为,只要不超过欧盟警戒线就可以继续实行赤字财政政策、继续增加债务;另一部分人则认为,欧盟规定的3%赤字率和60%债务率是某个时期的产物,一味强调这两个标准,会限制财政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,必要时应突破警戒线的束缚。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看,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。

  中国经济总的来说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,美国、日本在这一阶段都是财政盈余,美国二战的时候财政赤字高达120%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下降,到1980年政府债务仅占GDP的33%;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是财政盈余,1970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不到10%,现在则达到170%.因此,一般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都是财政盈余,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,虽然财政收入很多,但这点钱还是要谨慎地用,尽量不要有那么多的赤字和债务,为国家以后的发展留下余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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